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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文库总第110期 2006年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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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学创立及大普及时期(1)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 于汝波少将
孙子兵法》传入外国的初始时期——7世纪至19世纪
一、《孙子兵法》最早传入日本的时间是在唐玄宗年间由吉备真备带回日本,但另说早在唐高宗年间或以前朝鲜的百济人就将此书传入了日本
在日本奈良时代(710~784),著名的学者吉备真备(693~775)于717年(唐玄宗开元五年)受派为遣唐使,渡海到中国留学18年后,于735年(开元二十三年)回国时将《孙子兵法》等中国兵书带回日本。据《续日本纪》第二十卷天平宝字四年(760年)十一月丙申条称:“遣授刀舍人春日部三关、中卫舍人土师宿弥关城等六人于太宰府,就大贰吉备朝臣真备,令习诸葛亮八阵、孙子九地,及结营向背。”该记载证明了吉备不仅将《孙子兵法》带回日本,而且对《孙子兵法》相当娴熟。由此可见,将《孙子兵法》传入日本的第一个日本人是赴唐留学的吉备真备。但《孙子兵法》传入日本的最初时间和途径可能更早,日本研究《孙子兵法》的著名学者佐藤坚司推断,中国兵法传入日本应在天智天皇二年(663年)以前。因为根据《日本书纪》,这一年,来自朝鲜半岛百济国的四个兵法家到达日本,负责修筑城池,并因“娴兵法”而被授予荣誉勋位。佐藤推测正是这几位百济人将中国兵法(包括《孙子兵法》)带入日本。其依据是《日本书纪》中出现了“倏忽之间,出其不意,则破之必也”等语,这与《孙子兵法·计篇》的“出其不意”以及《虚实》篇的“趋其所不意”,在意思上和文字上完全吻合。之所以如此巧合,是因为《日本书纪》的编纂者舍人亲王、太安麻吕等已熟知《孙子兵法》,并用《孙子兵法》的话来描述神武天王时代的战法。倘若此说成立,则《孙子兵法》引入日本的时间比吉备真备早70多年,那时在唐高宗年间。与此同时,最早融入日本战法之中的“出其不意”思想也成为日本传统的军事思想受《孙子兵法》影响的起点。
由此,我们也可以进一步推出,《孙子兵法》传入朝鲜半岛的时间可能更早。这方面的资料有待继续搜集。
二、《孙子兵法》传入日本后作为秘密的珍藏书并未迅速传播,直至战国时代才公开运用,到了江户时期《孙子兵法》的研究和流传达到了高峰
从日本的古代和中世纪到19世纪中叶,《孙子兵法》在日本历经秘密珍藏、逐步公开和传播到研究发展鼎盛时期的三个阶段: (一)日本古代和中世纪(1550年前)
《孙子兵法》自初唐传入日本后一直作为朝廷与兵家的“密笈”不向外传。长期以来,中国兵法在日本被一种神密主义的色彩所笼罩,特别是日本在中世纪时传入中国兵阴阳家兵书,其日译本书名为《训阅集》共120卷,只有该书留传于世,而传入的《孙子兵法》、《六韬》、《三略》则视为秘不外传的书籍。与此同时,兵阴阳家的迷信成份也严重地妨碍了《孙子兵法》的传承与应用。甲州派兵法家香西成资在《武田兵述文稿》中指出:“大江维时(可能是假托的人名)归朝以后,以文武辅佐于朝廷。于是兵家之徒,请学其法(指《孙子兵法》、《六韬》、《三略》)。大江维时秘此法而不传于人,别以兵阴阳之书为日本文字,作《训阅集》120卷以传于世。是所以欲惑人之耳目而不使知兵法之实事也。”据称,《孙子兵法》存于大江世家,后传到了大江匡房(1041~1111)之手,匡房是一位汉学家,三朝为官。相传,此后又从匡房传到源义家,进而碾转传到甲州武田源氏。从此《孙子兵法》得以在甲州派中流传、继承和运用,其后裔武田信玄是其家传兵法的继承人,并在战国时代的战争中充分运用了《孙子兵法》。
(二)战国时代(1467~1573) 日本的战国时代是指室町幕府末期应仁之乱(1467~1477)之后的一个世纪。在长达100年的战国时代,群雄割据,战乱频仍。在此期间,武田信玄(1521~1573)因与上杉谦信长期作战而闻名,尤其于1541年信玄成为武田家族首领之后,在与谦信争夺关东霸权时,威名大振,对织田信长形成一种威胁。信玄最后与信长作战时负重伤而死。武田信玄在作战中能充分运用《孙子兵法》,最著名的是他所制定的突击旗,其上援引有《孙子兵法·军争篇》中“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16个大字。如今这面原旗仍保存在日本盐山市云峰寺中,或许是武田信玄于1551年在此出家为僧的原故。佐藤坚司认为,武田信玄所归纳的“风林山火”的战略是表现出《孙子兵法》常变一体、静动一元的特色。另外,武田信玄的兵法在慎战、全胜以及不战而屈人之兵方面与《孙子兵法》有共同之处。
战国时代以丰臣秀吉(1537~1598)征服群雄、统一全国而告结束。在天正十二年(1584年)的小牧战役中,丰臣秀吉与德川家康(1543~1616)的对抗被认为是“全部日本内战史中精彩的最后一页”。是役,丰臣秀吉并未以其12万之众强攻在战术上占局部优势的德川家康军1.8
万人,而是满怀自信地通过外交谈判与德川家康和解并使其臣服,避免了打消耗战,保存了双方的实力。尔后又联合起来攻克四国和九州等地统一全国。丰臣秀吉运用的战争谋略,被日本学者认为“是与《孙子·谋攻篇》之‘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一脉相承的”。
(三)江户时代(1603~1867) 开创江户时代的德川家康本人就是甲州派兵法的继承人。这一运用《孙子兵法》的武田家传的甲州派兵法因武田信玄之死而中断,“幸亏有德川家康,才使甲州派兵法得以复生”。日本《武学提要》(1674年)称:“东照宫命井伊直政曰:国政可必随三河先规,军法可必用武田兵制也,是可见明君开基之时,用武田兵制为法则也。”在该书的序言中还声称:“采武田法,以定一代之成法。”
由于德川家康是一位善用兵法的统治者,他完成了日本武士们百年来未竟之大业,给日本带来了持久和平。在江户时代,江户已由昔日的渔村发展成对外通商的大城镇,日本的经济得到了发展,文化空前繁荣。日本的兵家与学者对《孙子兵法》的研究十分活跃,人才辈出,出版的兵学著作甚丰,《孙子兵法》注释一类的书籍多达四、五十种。如江户前期,林罗山著述《孙子谚解》、《三略谚解》、《七书谚解》;小幡景宪译著《武备阵法国字解》、《景宪家传》;北条氏长著《孙子外传》、《士鉴用法》、《庆元记》;山鹿素行著《孙子谚义》、《兵法奥义》、《武教全书》、《武教要录》等;香西成资著《武田兵法全书》(仅存全书序言)、《武田兵术文稿》(又名《武学提要》)、《兵法纲纪十四章》等;长沼澹斋著《兵要录》(兵谈、将略、练兵、出师、战格);荻生徂徕《孙子国字解》、《钤录》;新井白石著《孙武兵法择》等;佐藤一斋的《孙子副诠》和平山子龙的《孙子折衷》。在江户后期,如松宫观山著《学论》、《武学为入门说》、《士鉴用法直旨钞》、《乙中甲传奥秘》等;德田邕兴著《武学口授》、《孙子事活钞》等;佐久间象山著《省侃录》、《象山净稿》、《佐久间象山书简》等;吉田松阴著《战法论疑》、《幽囚录》、《孙子评注》等;樱田子惠的《孙子略解》;伊藤风山的《孙子详解》和恩田仰岳著《孙子纂注》等。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及其著作如下:
1.林罗山(1583~1657) 日本研究以《孙子兵法》为首的《武经七书》的先驱。元和六年(1620年),林罗山让其门人誊抄了我国明朝刘寅注解的《武经七书直解》,并亲自为该书加了若干注解。宽永二十年(1643年)在日本出版了刘寅的《武经直解》,这个刻本取名为《武经直解七种》。与此同时,林罗山还讲述过宋朝施子美所著《武经七书讲义》,并于庆安二年(1649年)率先在日本写出了《七书谚解》。前此,林罗山于宽永三年(1626年)奉德川家光之命著述的《孙子谚解》,对于推动日本的《孙子兵法》研究起了重要的作用。在日本传播《孙子兵法》史上被认为是一部重要的著作。
2.北条氏长(1609~1670) 出生于庆长十四年的北条氏长在日本的《孙子兵法》研究者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因为他不仅研究了世间常见的《孙子兵法》,即日本所称的《今文孙子》,而且他还是鲜为人知的《古文孙子》的研究者。其所著《孙子外传
》就是对《古文孙子》的注释。氏长在掌握了甲州派兵法之后,独创了一个新的流派——北条派,从而与同样在甲州派之中开创出山鹿派的山鹿素行齐名。佐藤坚司认为,“日本研究《孙子兵法》自北条氏长以来,才真正步入正轨”。所谓《古文孙子》,北条氏长在其《孙子外传·序》中说:“近视古文《孙子兵法》一编。以其为禁秘之书,故讳言出处。”他还评论说:“盖魏武、李靖之辈,不观此本者欤?”他以为魏武注《孙子兵法》不外乎是今文《孙子兵法》。而现在日本能够见到的古文《孙子兵法》,是嘉永四年(1851年)秋由仙台藩士樱田迪(子惠)校点刻印的,济美馆藏板。作序者称,此樱田本“为魏武以前之书无疑”。此外,北条在其所著《士鉴用法》中引用了整篇的《孙子兵法》原文,特别是对《用间篇》作了详尽而精辟的解释。他深知以“用间”得出“知外”的要诀,进而提出“用间行人者,知外治内法也”。对该篇中的“先知者”与“上智之间”的内在联系,分析入微,注释透彻,以至北条氏长在《用间篇》中文正文之前加了一小段日文译文,并用了1830个汉字来说明“上智之间”。他视《孙子兵法》全书为兵法思想的整体,将首尾两篇有机地联系起来加以评论:“孙子之十三篇,终之用间者,非轻之也,益重之也。凡用战者,知敌情。不知其情者,不可全胜,故必用间之义也。”
3.山鹿素行(1622~1685) 在日本被奉为文武兼备、智勇双全的战争哲学家,堪与孙子和克劳塞维茨齐名。其所著《孙子谚义》是注释《今文孙子》的佳作,也是第一个将“十三篇”作为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加以阐述:“愚谓,《始计》之一篇者,兵法之大纲大要也。《作战》、《谋攻》者次之,兵争在战与攻也,战攻相通,以形制虚实,是所以《军形》、《兵势》、《虚实》并次,此三篇全在知己。治己而后可军争,军争有变有行,故《军争》、《九变》、《行军》次之,是料敌知彼也。知己知彼而可知天知地,故《地形》、《九地》、《火攻》次之。地形、九地者,地也,火攻因时日者,天也。自《始计》迄修功未尝不先知,是所以序《用间》于篇末,三军所恃而动也。然乃《始计》、《用间》二篇,知己知彼知天知地之纲领,军旅之事,件件不可外之。《作战》、《谋攻》可通读;《形势》、《虚实》一串也;《争》、《变》、《行军》一串也;《地形》、《九地》一意也;《火攻》一意。《始计》、《用间》在首尾,通篇自有率然之势。文章之奇,不求自有无穷之妙,谋者不可忽。”此外,山鹿素行对《孙子兵法》中的慎战思想及计谋权变等重大原则剖析有力,具有真知灼见。例如,将开卷的“兵”字解释为“军旅”即“战争”;将“诡道”视为临战应敌时顺其形势采取的灵活作战手段,所谓“圣人用兵之际,亦必用诡诈。不然,战必败也”。
4.新井白石(1657~1725) 其著作颇多,在日本史学史方面占有很高的地位。所著《孙武兵法择》和《孙武兵法择副言》,不仅是日本研究《孙子兵法》的经典著作,而且在日本史学史上达到了新的高峰。白石研究《孙子兵法》的最大特点是,从《管子》中找到了二十多处《孙子兵法》的典据,除《火攻》、《用间》外,几乎每篇都找出了这类和重要典据。他以《孙子兵法》头三篇的用语与《管子》作对比,
以便让人了解《孙子兵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继承发展了《管子》的思想。新井白石还在《形》、《势》、《虚实》、《军争》、《九变》、《行军》及《九地》诸篇中,进一步发现孙武采用《管子》的典据。从而得出结论:“管子之言,比之孙武,其词简,而其义尽矣。”
5.吉田松阴(1830~1859) 日本明治维新之前最后一个最杰出的《孙子兵法》研究者。在拿破仑战争席卷整个欧洲的那个时代,松阴从很早就开始注意西方的用兵之术。他广采博收,自幼学习《孙子兵法》,师承山鹿派兵法,并有重大发展。松阴认为武教的核心在于谋略、智略、计策和战法。他在《武教全书》中指出:“谋略者,乃正心养气,使攻城、立阵和主备均合其理。”即孙子所说“经之以五事”。“智略者,乃知外而谋事”,即孙子所说“校之以七计”。“计策者,乃设谋制胜,或用间,或纳叛,依情而审虚实,易胜之法也。”即孙子所说“兵者,诡道也”。他认为,兵法的妙用虽有千变万化,盖不出此三本——谋略、智略、计策。显然,他对兵法“三本”之一的“计策”即“诡道”,是从战术的角度和高度加以阐述,以便为争取全胜创造有利的条件。对《孙子兵法》素有研究的吉田松阴,在其《孙子评注》的注释中,自称“余深得孙子之妙”。他高度概括了《计篇》的“三纲领”。认为“五事以经诸内,计以较诸外,诡道以佐诸外”。而对终篇的《用间》,他推崇备至,评价极高:“(《用间》)是‘十三篇’结局,遥应《始计》。盖孙子本意,在知彼知己。知己篇篇评之,知彼密诀在《用间》。一间用,而万情见矣,七计立矣。孙子开篇言计,终篇言间,非间何以为计,非计何以为间。间、计二事,可以始终十三篇矣。……按间者,兵之要,三军之所以恃而动也。然必也上智如伊吕,而其君又如汤武,然后大功可至矣。下愚幽囚,妄谈间事,心甚惭焉。尝所著《幽囚录》一书,略见其意也。”吉田松阴对《孙子·用间篇》崇拜得五体投地,几乎达到了痴迷的程度。他对当时日本的锁国政策所造成的国人无知状况,深恶痛绝。提出要“下田踏海”,即要从静冈县东南的下田港口出发,航海去欧美各国以及澳大利亚、中国、朝鲜等海外国家,以考察实情。在吉田松阴提出“下田踏海”主张后四年,因企图搭乘佩里准将的军舰去美国,触犯了禁令而被囚于获野山狱。其《幽囚录》一书就是在狱中所写。1859年,吉田松阴因为密谋剌杀幕府被处死,时年29岁。但深受其影响的人继承其遗志,成为推动明治维新的骨干力量。其中包括“木户孝允,推翻封建制度的重要人物;伊藤博文,明治宪法的制订人;山县有朋,日本现代军队之父”等。
三、迄19世纪末,日本千余年来研究《孙子兵法》的特点表现为:初期有神秘主义色彩;江户时代空前活跃,成果巨大;日本的兵家、武士及学者高度重视在实践中研究与运用《孙子兵法》
明治维新促进了日本向资本主义道路的发展,在国内掀起了向西方学习的浪潮。从明治时代初期开始,在日本陆军中掀起过研究克劳塞维茨的热潮。尽管如此,日本国内对《孙子兵法》的研究并未中断,军界的兵学思想仍然植根于“和、汉、洋”之中,即大和民族的传统与中国的兵法以及西洋战术技术相互结合。在19世纪末期与20世纪初的战事中,《孙子兵法》对日本的军事行动影响很大。例如,日本帝国大学主讲包括《孙子兵法》在内的中国经典著作的教授
山安介(1829~1896),对后来担任要职的学生有所影响,其中包括乃木陆军上将和东乡海军上将,后者是日俄海战中的胜利者。
迄19世纪末,一千多年来日本研究《孙子兵法》的主要特点如下:
(一)《孙子兵法》传入日本之初,就以“兵法要诀”在战争中被运用,并以秘密图书珍藏于朝廷兵家。尽管受到兵阴阳学流传的干扰,中国兵学被蒙上神秘的色彩,但《孙子兵法》文本的保存与传承并未受到大的影响。在11世纪,《孙子兵法》传到了大江匡房手里,相传此后传到源义家、源义光兄弟,再从义光传到甲州武田源氏。经过武田信玄的应用与宣扬,《孙子兵法》与日本的甲州派兵家融合。德川家康继承了该流派,在江户时代又得到山鹿素行等人的发展,甲州派或武田派实际上已成为日本研究《孙子兵法》的主流学派。江户时代兵学流派纷呈,有利于学术的繁荣,促进了《孙子兵法》的研究工作。
(二)在德川家康开创的江户时代,日本对《孙子兵法》的研究空前活跃,人才辈出,出版有关《孙子兵法》的著作如雨后春笋,形成了日本历史上研究《孙子兵法》的鼎盛时期。庆长十一年(1606年),日本出版了木刻活字版的《武经七书》,从此研究《孙子兵法》在日本蔚然成风。德川家康为提高官兵的军事素质,还下令专门出版《孙子兵法》用作军训教材。到德川幕府第四代将军德川家纲(1651~1680)时期,第一个日译本《孙子兵法》付梓问世,进一步推动了《孙子兵法》在日本的普及与传播。与此同时,日本学者与兵家仍不遗余力地保存、引进及出版汉文原作的《孙子兵法》与其他兵书。迄今为止,在日本保存着不少完整的《孙子兵法》版本。例如,东京岩崎氏静嘉堂藏宋刊本《武经七书》二十五卷三册,该书列入静嘉堂文库在日本出版。又如,日本刊本的明崇祯九年(1636年)莆田黄献臣(皇肱)辑《武经开宗》十四卷七册,其中首先的内容是《孙子兵法》二卷。再如,日本宽文辛丑年(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日本嵩山堂刊本明张居正(泰岳)辑注《武经七书》七卷,以及日本文金堂刻本张居正辑著、清汪淇纂《武经直解开宗》合参七卷五册。此外,还有日本宽文(清康熙)须原屋茂兵卫等刻本明茅元仪辑《武备志》二百四十卷八十一册;日本宽永二十年(1643年)刻本明刘寅解《武经直解七种》;日本文久癸亥年(清同治二年,1863年)亦西斋刊本明赵本学(虚舟)著《赵注孙子》五卷四册;日本刊本清孙星衍等辑校《孙子十家注》十三卷二册等。日本国内刊印和保存的《孙子兵法》版本,尤其是武经系列的《孙子兵法》,反过来为我国研究《孙子兵法》提供了第一手的原始版本,开拓了研究者的视野。例如,20世纪初,上海中华学艺社率先辑印东京岩崎氏静嘉堂藏宋本《武经七书》,列为该学艺社辑印古书之十二。1935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涵芬楼影印中华学艺社借照日本东京岩崎氏静嘉堂藏本,列为商务印书馆的《续古逸丛书》之三十八。从此,武经本《孙子兵法》在中国国内得到进一步的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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