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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学创立及大普及时期（2）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 于汝波少将
至于日本嘉永四年（1851年）的樱田本《孙子兵法》，作为日本保存的一个《孙子兵法》版本当然不容置疑。但若认定“为魏武以前之书”从而称为《古文孙子》，尚需斟酌。因为樱田本出现时间很晚，已到了江户时代末期。樱田迪本人在刊印《古文孙子》正文同时发表的《略解·凡例》中称：“言传入余家之旧《孙子兵法》正文一册，古文《孙子兵法》也。其自何时自何处传来，不可得知”。更重要的是，该版本作序人昌平学校教官安积信提出的论据不足。其依据都属推论性质：其一、安积信认为，今本的《九变篇》开篇只论述了“五事”（即“途有所不由”等五个“不”），而樱田本则论述了《军争篇》末“高陵勿向”等“九”个“勿”（最后一个取自该篇中的“绝地无留”），这与孙武在《九地篇》中开宗明义地论及“九”种“地”完全一致。因此，樱田本“优于今本”。其二、今本的《用间篇》称：“死间者，为诳事于外，令吾间知之，而传于敌间也。生间者，反报也。”而樱田本则“简练明洁”地称：“死间者，委敌也。生间者，反报也。”因此，樱田本“过今本远甚”。实际上，从樱田本的影印件分析，其篇名标题与流行的《孙子兵法》（“十一家注”和“武经”系统）相比有较大差异；其文辞与通行本极近，无本质的差异，而与汉简相比则差异很大。一些学者认为，从樱田本楷书中古体字和俗体字看，这些字都是出现在六朝至唐初，以及避讳唐高祖和唐太宗的名字判断，它可能是一本唐代本《孙子兵法》，而唐代本《孙子兵法》是从汉代古本《孙子兵法》到宋代今本《孙子兵法》过渡的关键。樱田本可能就是从古代本到今本的一个过渡形态的唐代本。亦有认为其是元末明初张贲《注孙子》者。 （三）日本的兵家、武士与学者初期视《孙子兵法》为秘密的兵法要诀，在实践中加以运用而不外传。战国时代以来，在作战中运用《孙子兵法》又有所发展。日本的兵家学者不仅善于运用《孙子兵法》谋求作战的胜利，而且重视用其思想分析和总结失败的经验教训。例如，统一日本的丰臣秀吉曾分别于1592年和1597年两次出兵侵略朝鲜，均未得逞。丰臣也因侵朝战败于1598年8月积郁而死。对这场旷日持久的日朝战争，日本史书称“文禄·庆长之役”，朝鲜史书称“壬辰倭乱”，中国史书称“万历朝鲜之役”。日本兵家香西成资在其所著的《武田兵术文稿》（1674年）一书中，结尾压轴的一篇是“丰臣阁下击朝鲜国论”，正文用汉文写成，共4600余字，对丰臣秀吉出兵朝鲜之役作了严厉的批评。主要有两点：其一、以寡击众。在出兵远征中，违背了也做不到《孙子·谋攻篇》所说的“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其结局只能是“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其二、久暴师于外邦。认为“秀吉的出征之举是无谋之举”，远伐大明国是“以小国之力，击大国之欠也”；何况久暴师于辽远之外邦，贻害更甚。显然，香西成资充分领会了《孙子兵法·作战篇》的“久暴师则国用不足”的含义，否定了丰臣秀吉的持久作战。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历代的兵家、武士、学者以及军界在研究《孙子兵法》时都十分重视《用间篇》。从德川家康、林罗山到吉田松阴、恩田仰岳，历代的兵家学者都注意在全面理解《孙子兵法》的基础上，对该篇作了重点研究。深刻了解“先知者，必取于人”和“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的道理。正如山鹿素行所说：“上古之圣人，用上智之大贤，洞察敌国之情而天下兴也”。崇尚“用间”已成为日本兵学的传统之一，在明治以后这一传统又与西方情报学相结合。日本政府和军界不惜人力财力加强其间谍情报事业，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日本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战争中取得胜利。 四、1772年法国传教士阿米奥将《孙子兵法》译成法文并在巴黎出版，法译本成为第一个西方文字的《孙子兵法》文本 由于地理和历史等种种原因，《孙子兵法》传入西方的时间比传往东瀛的时间晚了千余年。直到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才由来华的法国耶稣会士阿米奥译成法文，并在巴黎出版。从此开启了《孙子兵法》在西方传播的历程。 阿米奥的全名是让·约瑟夫·玛丽·阿米奥（Jean Joseph Marie Amoit）（1718～1793），中文的名字是钱德明，别名钱遵道，字若瑟。法国耶稣会士。1750年（乾隆十五年）奉派来华，先到澳门，然后转赴北京。因通晓满、汉语文，深获乾隆帝信任，赐氏职，居北京42年，从事学术研究。他介绍许多中国情况给西方，其著作大都见于《北京传教士关于中国历史、科学、艺术、风俗、习惯录》十六卷（1776～1814）丛书中。钱氏还编有一部《鞑靼满法字典》三卷（1789～1790）。 阿米奥之所以要翻译《孙子兵法》，是因为“奉当时国王路易十五的一名大臣贝尔东（M. Berton）的指示”。阿米奥在接到指示后，开始搜集材料。后来，他的一位朋友（可能是一名中国教徒）在几名被贬黜革职的满清官员的财产拍卖时，买到了一本满文手抄本的《武经七书》。由于阿米奥精通汉、满两种文字，这对他用汉文版本与满文抄本相互对照翻译《孙子兵法》带来很大益处。1772年在他完成翻译之后，巴黎迪多出版公司出版了阿米奥的《孙子兵法》法译本。在这一珍贵版本的扉页上写着：“中国兵法
公元前中国将领们撰写的古代战争论文集 凡想成为军官者都必须接受以本书为主要内容的考试 附：当今皇帝的父亲雍正皇帝对部队提出的‘十诫’；有关中国军队操练、演变、服装、军队和军事装备的板画插图。本书由在北京的传教士阿米奥译成法文，由德居尼先生校审和出版发行。” 《孙子兵法》的法译本一经问世，立刻引起人们的注意，在当时的法国文学刊物上受到好评。有的评论家甚至说，在《孙子兵法》里他发现了色诺芬、波利比尤斯和德·萨克斯笔下所表现的那一伟大艺术的全部原理。他认为，如果这一杰作能成为培养法国将领和军官的教材，那将大有益于法国。因此特别希望，年青的法国贵族认真阅读这位真正的将军（孙武）的著作。同年（1772年）7月号的法文《新闻精神》和《特雷武回忆录》两种杂志刊登了《孙子兵法》的内容摘要。10年后，即1782年，经法国国王特许批准，尼昂出版公司出版了《北京传教士关于中国历史、科学、艺术、风俗、习惯录》丛书，阿米奥的译文作为丛书第七卷重新出版。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法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席卷了整个欧洲，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也受到影响。“到19世纪，中国的思想和物品在法国没有18世纪那么流行。法国革命后到1900年这一段时间没有人再提到孙子。1900年8月，法国前驻北京武官德·科唐索恩在《新评论》上发表文章，强调需要重新研究中国古代军事作家：‘今天和过去一样，必须通过研究古代兵法家弄清中国官员的谋略。’” 阿米奥的法译本开创了西译《孙子兵法》的先河，几百年来，法国保留了这个本子，从没有修改过，也没有新的译本问世。但这并不说明该译本足以永久流传，因为其译文有很多不足。诚然如钱氏在其“译者的话”中所说：“于是我决定不逐字逐句翻译，而是要表达出中国最优秀的兵法家的战争思想。在解释他们的军事原则时，我尽可能最大限度地保持他们原来的风格，又照顾到我们自己的语言；同时拨开比喻、模棱两可、晦涩难懂的语言等层层迷雾，把这些迷雾笼罩下的思想讲得清楚明白一些。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我参考了前面提到的鞑靼语手抄本，而且参考中国古代的和现代的注释。”由于背离了翻译以“信”为先的原则，钱氏在很多处将评注者的话与孙子的原文搅在一起，更不可取的是，译者将传教士的看法掺杂到译文里。结果搞出来的东西既不是翻译，又不是完全正确的解释。英国的汉学家、《孙子兵法》的英译者贾尔斯（Lionel Giles 1875～1958）认为，该书《势》篇开头一段的法译文与原文（包括“分数”、“形名”、“奇正”、“虚实”等概念）的意思相去甚远，以至尖锐地抨击这位博学的、当时颇享盛誉的法国汉学家，指出：“阿米奥的所谓的《孙子兵法》译本如与原文对照，马上就可看出不啻是虚妄之作。因为译文中有大量不是孙子所写的原话，而孙子原话却廖廖无几。” 迄19世纪末，在西方文字中除法文译本外，还有《孙子兵法》俄文译本。1860年（咸丰十年），俄国汉学家斯列兹涅夫斯基把《孙子兵法》译成俄文，书名是《中国将军对部将的训示》。1889年（光绪十五年），普佳塔教授撰写了有关《孙子兵法》内容的“中国古代将帅战略战术原则”，刊载在俄国出版的《亚洲地理、地志和统计资料手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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