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秀川

“和平崛起”理论使“中国威胁论”疲软无力

新加坡《联合早报》1月8日刊文说，经过学界的探索以及北京领导层的梳理，“和平崛起”理论由温家宝正式提出来，既作为治国理政的新定位，又作为对外界的一个承诺。中国希望在不给现有秩序带来冲击的情况下实现发展,希望能找到给近邻各国带来好处的崛起方式。这就是“和平崛起”。“和平崛起”理论的出现，使“中国威胁论”顿然疲软无力。

文章说，“和平崛起”反映了中共新一届领导集体的战略思维，并将规范着政治、外交乃至军事路向。“和平崛起”及“和而不同”，是同一理念的两个方面。“崛起”源自和平，而“和平”又推进崛起。和谐而不千篇一律，不同又不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和而不同”出自儒家经典《论语》。和与同是一对哲学范畴，最能体现中国古代辩证思想和政治智慧。

文章认为，一种理论的提出，往往意味着一个重大目标的确立，“和平崛起”之提出当然也不是偶然。首先,它是相对于“霸权主义”而言。中国新领导层选择在这个时候提出这一观点，除了阐释多极主义诉求以外，也是在试图以全球化作为实现自身持续发展的解决办法。

文章认为，“和平崛起”理论的提出，也是为了消除“中国威胁论”的影响。“中国威胁论”的出笼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始作俑者是《海权论》作者、美国军事理论家马汉。马汉得出这一结论主要是基于两个因素：一是中国规模大，人口众多；二是中国正逐渐成为一个现代化大国。“和平崛起”理论的出现，使“中国威胁论”顿然疲软无力。

崛起的方式比崛起本身影响更大

日本《朝日新闻》近期刊发专栏作者船桥洋一的文章认为，“和平崛起”论似乎是中国一项长期战略。“中国崛起”无疑可以与战后的“日本崛起”相提并论，确切地说，“中国崛起”将是超过“日本崛起”的历史性事件。

文章认为，在国际政治中，崛起的方式往往比崛起本身对世界的影响更大。速度、方向、意识形态以及更为重要的对世界平衡的影响，会给其他国家带来疑心、嫉妒和恐惧感，引起反抗和反作用。19世纪末的德国和20世纪初的日本惊人的飞跃发展，就引发原有势力激烈的反作用。

文章说，最近中国外交官和研究人员指出：“中国希望在不给现有秩序带来冲击的情况下实现增长和发展。希望能找到给近邻各国带来好处的崛起方式。”用中文来说，这就是“和平崛起”。

文章说，“和平崛起”论似乎是一项长期的战略。无疑是为了消除“中国威胁论”，这里面还含有中国为开展“大国外交”作准备的意图。从中国推动朝鲜问题六方会谈中就可以看出。

中国不会对邻国造成威胁

马来西亚《星洲日报》载文《崛起中的大国任重而道远》认为，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提高，中国对国际社会的相关性越来越大， 中国人在国际社会的处境也有很大的改善和提高。中国人受尊敬的另外一个甚至是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中国也在开始努力认真履行一个大国应当负的责任。作为一个迅速崛起中的大国，中国如果不能履行国际责任，那么，给国际社会特别是邻居国家带来的恐怕会是恐惧感或者威胁感。实际上，自199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不时出现“中国威胁论”的声音。 应当说，尽管有快速的经济发展，中国履行全球责任的能力还非常有限。但是过去几年内，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已成中国领导层的愿望和目标。在同亚细亚国家发展具有实质性的经济关系的同时，中国今年正式加入《东南亚国家友好条约》。这是一种用制度约束自己，用制度来表明中国不会对邻居国家造成威胁的举动。这种负责任的行为自然有好的结果。

体制创新才是“和平崛起”的基本动力和根本保障

美国《世界日报》前不久刊发社论《中共新领导层的 “和平崛起”承诺》，认为，“和平崛起”被定性为中共新领导层战略思想的一个重要突破，原因在于中国大陆正面临着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在数百年来的朝代更替、分分合合，数十年来的战乱频仍、政治动荡之后,中国大陆终于走过了25年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之路。也正是经过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体制得以确立，经济持续高速成长，经济总量大幅提升,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国际地位有所提高，也开始融入到全球化体系中。但在内部的一系列社会、政治难题未解下，融入全球经济和政治体系的过程中，就不只是以前的“中国威胁论”的阻滞，还涌现出大量的新问题，需要在政策层面上加以解决，在战略思维层面上重新定位。

文章说，中共新领导层的“和平崛起”承诺，表面上看与毛泽东过去的“高筑墙， 缓称王”的不称霸思想，与邓小平“韬光养晦”理念一脉相承，但其内涵已有相当的不同，包含的不仅有争取和平的外部环境、发展自己经济的内容，也包含着试图超越意识形态的束缚，对现在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的认同之下，将之定为一项根本性的国家发展战略。

文章认为，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之路难以回头，已成内外共识，以今天的发展势头，中国大陆的崛起也是难阻之势。但如何实现崛起过程中的“和平”，今天的中共领导层还有很多事要做。文章说，中共新领导层除致力经济成长，也开始注重到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但更需要注重的还是温家宝提到的“体制创新”。中国大陆需要创新的体制，当然不止是经济体制，还包括文化体制、教育体制、科技体制、社会管理体制、政府行政体制以至于根本性的政治体制。作为国家战略的重要定位，这一系列的体制创新，才是“和平崛起”的基本动力和根本保障。

经济外交是中国实现和平崛起的主要手段

香港《信报》2月10日的一篇题为《中国的经济外交与和平崛起》的文章说，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现在领导人开始承认中国的崛起了。中国的崛起不可避免，也在逐渐成为事实。问题在于，中国的崛起会不会破坏现存世界秩序。这种担心一直是外界制造“中国威胁论”的根据。正视大国崛起对世界权力格局的影响，中国领导人最近提出了“和平崛起”的概念。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内政外交走势而论，“经济外交”应当是目前中国和平崛起的主要手段。

文章认为，经济外交含有两个层面的意义，一是指经济方面的外交，二是指把经济作为手段而达到其他的目标。从第一层面来说，有两方面的巨大动力推动着中国的经济外交。首先是内政。经济发展一直是中国领导人的重中之重，这从邓小平开始到现在的第四代领导人没有大的变化。经济发展不仅是一个改变人民生活水平、提升国力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关系到执政党合法性基础的问题。经济发展不仅需要国内的和平，也需要国际的和平。对和平环境的渴望是中国提出和平崛起概念的内部动力。经济外交也有外部的动力，最主要的就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体系。从第二个层面来说，经济外交是中国实现和平崛起的首要手段。和平崛起可从多方面来理解。其一是中国能够崛起，不被外力所遏止或围堵。其二是中国的崛起不会对现存国际权力格局造成过大的冲击。其三是中国在崛起的同时能够扮演一个大国的角色。中国领导人选择经济外交对这三方面都有关系。

文章说，中国的和平崛起不仅仅是个概念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个实践的问题。从“经济外交”开始来实现和平崛起的目标是其他大国所没有走过的道路，迄今相当成功，但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