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宫秀川

去年以来，“中国和平崛起”的思想，引起了广泛关注。

不久前，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党校、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以及外交部、中联部等国家机关的50 多位国内著名专家、学者参加了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的“中国和平崛起的国际环境与国际战略”学术研讨会。与会的专家学者围绕着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背景、国际环境、国际影响及国际战略等议题，发表了看法、建议和意见。

中国和平崛起的国际环境

关于中国和平崛起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各位学者也都发表了各种各样的观点，他们大多认为中国现在和此后的一段时间内面临一个难得的机遇期，但是同时也面临许多的不利因素。但总体来说利大于弊，机遇大于挑战。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李景治教授在发言中指出，中国的和平崛起之所以引起国内外如此大的关注，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一，中国是一个大国，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上有广泛的影响，其崛起必将引起世人的关注；二，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其发展，走向会引起别国的关注；三，中国的周边多事，所以中国崛起分外引人注目；四，历史上，一个大国的崛起会导致国际关系的变化，国际格局的变动甚至导致战争。

国防大学国际关系教研室江凌飞教授指出，一个国家的发展是由历史决定的，不完全是由国家利益决定的。崛起都有一定的历史时机和条件，中国也需要一个历史条件，全球化能否成为这个条件，应该关注“9·11”以来国际形势的转化。中国有两个不同，一是国家特性，中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二是中国的国际角色现在和过去有所不同，从国际体系的反对者到积极参与者，从战略舞台中的弱者到舞台中心。这些都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关键因素。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丁一凡研究员在发言中指出，和平崛起的新道路是基于一个判断，就是对全球经济和发展趋势的判断。中国现在处于一个战略机遇期，中国的优势在于：一，市场日益成熟；二，中国经济在区域内起的作用越来越大，能说服别人相信中国的经济增长对别人是有益的。

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杨毅教授提出了中国现在和平崛起的四个条件，一是中国国家利益、国家安全战略和发展战略目标与当今时代主题的合拍性，二是中国具备融入国际体系比较成熟的理念、体制、物质基础和人才储备，三是中国在国际体制中地位由局外人成为体制内的主流派和现存体制的维护者，四是中国面临可塑性比较强的国际环境。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教授从历史纵向分析和国际横向比较的角度对中国和平崛起的内外条件进行了分析： 一，全球背景。全球化到了一个新阶段,这表现在各国相互依赖的程度比以前深了，同时国际规则刚性化，即国与国的冲突有了解决的地方，如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但是恐怖主义、毒品、艾滋病等全球问题也大量出现。二，中国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也是能否和平崛起的关键。三，中国的特点。中国是亚洲的天然大国，中国的规模大，与德国日本不同，中国不需要更多地借助外部资源，重要的是把自己经营好。中国的特性决定了其和历史上崛起的强权是不一样的。

中国和平崛起的国际战略

中国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所罗援大校指出，中国目前所确定的“和平崛起的新道路”是一个新型的发展战略，涉及两个基本概念：“崛起”和“和平”。这将会增强民族凝聚力。该战略的目标是和平、安全、繁荣、合作。他指出，崛起要分三步走：一是营造阶段：营造安全的周边环境，这是一种维护型的，标志是主权领土不再分裂；二是塑造阶段：塑造对中国有利的安全环境，这是一种主动型的，标志是收复失地；三是经略阶段：经略对我有利、国际社会又能普遍接受的政治经济新秩序，达成战略平衡和稳定。特别要强调的是，中国现在处于第一阶段。

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的刘惜戈副秘书长认为，中国要深入研究大国兴衰的历史规律和国际关系的规律，在中国和平崛起的过程中避免犯主观主义和唯意志的错误，要加强对历史规律和现存国际秩序的根本特征的深入研究，要适应游戏规则，中国在和平崛起中要重视自己民族心理状态的培育,消除浮躁和脆弱性。另外，一国的国际地位取决于国家的实力,不在于外交技巧，因此，自强体魄是和平崛起的最主要基础性条件。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蔡拓教授认为，中国的和平崛起需要一个新的对外战略，这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考虑：一，高举改革开放的大旗，坚定地融入全球化和国际社会；二，坚持国家利益和人类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全方位外交,要承认共同利益,应该由国家利益转到关注人类共同利益；三，积极介入和推动国际机制的建设；四，坚持和平与发展是时代基本主题的基本判断；五，保持理性的身份认同,防止盲目的大国地位,中国是地区性大国,而且应该做好这一点；六，处理好大国外交和推进国际民主化的关系；七，对主权人权问题做更为科学深刻彻底的思考,不能摇摆；八，加强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研究和防范，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

中国人民大学的时殷弘教授认为，中国和平崛起需要有若干经久的和基本的“平台”，它们有些是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性质的，有些则远不止是如此。可以设想的第一大“平台”在于在尽可能长的时间里建设、维持和发展中美两国间较为稳定的战略、外交和经济协调关系。第二大“平台”在于中国至少参与主导的多个亚洲次区域多边安全体制，连同同样是亚洲次区域的多边经济合作体制。第三大“平台”，是数量愈益增多、功能总的来说愈益重要的各类国际组织。第四大“平台”是对外经济战略。第五大“平台”几乎完全是传统国际政治性质的，那就是中国主要从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角度出发、应有高度选择性地保持与某些国家的“特殊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