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春涛

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弘扬毛泽东倡导的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密切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按照共产党执政规律加强和改进执政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毛泽东在七大作报告

1945年7月，在回答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提出的中国共产党能否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问题时，他指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毛泽东、朱德在七届二中全会上 1949年3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一

早在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局部执政时期，毛泽东就深刻阐述了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政权密切联系群众的极端重要性。他多次告诫全党，群众观点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与归宿。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不同时期，除了在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等方面最大限度地体现和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解决民生和民主等问题外，始终高度关注党、政府和军队领导干部的廉洁奉公问题。

在1929年12月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草案中，他把廉洁奉公写进了共产党员的五项条件，规定凡有政治观念错误、吸食鸦片、发洋财及赌博行为而屡戒不改者，不论是否干部一律清除出党。1933年2月，毛泽东签发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指出：如发现苏维埃工作人员中有贪污腐化、消极怠工及官僚主义分子，民众应立即揭发，苏维埃政府应立即惩办，决不姑息。1934年1月，他在全国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强调：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更加重视廉政建设。1941 年5月，他主持制定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明确规定：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为了使全党同志吸取李自成领导的农民政权败亡的教训，毛泽东让延安《解放日报》转载了郭沫若发表在重庆《新华日报》上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要求领导干部作为整风文件学习。

在延安期间，毛泽东还对依靠民主制度，加强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工作人员的监督，从根本上保证政府廉洁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1945年7月，在回答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提出的中国共产党能否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问题时，他指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由于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正确领导，由于全党同志的共同努力，党领导的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呈现出一片崭新的气象，与国民党统治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正如毛泽东所说，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

历史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不断发展壮大，并最终战胜国民党反动派，夺取全国政权，是因为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符合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愿望和要求，从而赢得了他们的坚定拥护和支持。而中国共产党人用自己的行动树立起来的无私清廉的形象，长期形成的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毫无疑问在与国民党争夺民心方面发挥了极其巨大的作用。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句古训在国共两党的大较量中得到了最好的诠释和证明。

二

应该说，在革命战争年代，在领导人民夺取政权的过程中，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虽然不很容易，但在党成为执政党以后，党要继续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更不容易。党、政府、军队的各级领导干部都很清楚，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下，密切联系群众意味着什么，而脱离群众又意味着什么。在执掌全国政权以后，党脱离群众的危险则大大增加了。对此，毛泽东有着深刻的洞察力和预见性，及时向全党发出了告诫。

1949年3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下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他强调：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毛泽东在离开西柏坡，把全党工作重点由农村转到城市的时候，形象地说这是“进京赶考”。这场考试的实质，就是要接受执政的考验，使党能够拒腐防变永不变色。对于执政党来说，经受执政的考验，是一个严峻的课题。毛泽东当年面对的是在战争年代局部执政的考验，是在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执政的考验。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十四大以来，党经受的是在对外开放和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执政的考验。新的形势和任务，向党提出了更加严峻的挑战。

我们党已经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所处的历史方位，明确地提出解决好“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和“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是党的建设的“两大历史性课题”。近年来，党和国家反腐败的力度不断加大，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取得了重大的进展，看不到这一点是错误的；同时，应该承认，目前反腐败的任务还相当艰巨，离党和人民群众的要求还有较大的距离，看不到这一点也是危险的。正如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所说的那样：“四十多年过去了，开拓‘民主新路’，打破‘这周期率’，不可能一次完成，也不可能一劳永逸。不但今天我们还不能说已经完全‘跳出这周期率’，就是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我认为也不要去说这个话。任务尚未完成，全党仍须努力！”

我们需要跳出历史的周期率，需要进一步破解经受执政考验这一难题。总结历史的经验，方向和出路也就在于毛泽东所说的人民起来监督政府的民主新路。我们要积极探索发展党内民主、国家民主和人民民主的办法和途径，建立和健全人民起来监督政府的有效机制，以真正保证政府不敢松懈，不会人亡政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