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永福

詹明信认为，理论思维应能够超越理论的局限性，处理这个理论所不能解决的、甚至掩盖起来的问题。真正的理论思维是把每一种个别的理论话语当成意识形态，然后去分析其产生的根源和语境，把它们还原到历史中去，然后去分析它们被子割裂的共同的历史背景。通过中介、斡旋、谈判，去发现它们背后问题脉络的相关性和总体性。只有以此为基础，才可能产生理论。在这个意义上，詹明信的理论思维的形态的确是“元理论”的。与此同时，美国学院的专业化及其“过渡理论化”倾向，无疑是越来越背离理论本身的抱负。在这个环境里，詹明信的思维和写作方式的叛逆性和颠覆性是不言而喻的。标谤学术自由的美国学院主流对此的应对的招数是将它专业化、学术化、边缘化；这样一来，它就又一次被变为学院市场里面的一个品牌。作为美国学院体制中的一员，詹明信对此无能为力。但由此而言，他在中国的接收史也就有了特殊的意义。

詹明信的理论思维追求理论性，一如黑格尔的意识追求自我意识。这是任何严肃的理论话语必须在其“内部”面对的问题。在文化史和意识史的意义上，它超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一家之言，虽然这种超越性正是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自觉地追求的。在当代西方学院，这是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语理论的独到之处和力量所以。

这种穿透语言和形式的物化和体制化的思维活动本身需要一个命名，詹明信把它称作叙事。叙事所坚持的历时性是将种种空间性的幻象还原为时间中的有限性的努力。这种有限性是一切意义的丰富性的条件。有时詹明信会用海德格尔式的语言向学生装讲解这一点；死亡规定人生此在的有限性，从而赋予人生以意义。“长生不老”的生活水平是绝对的虚无，因为离开时间的压力，一切行为和决定都失去了急迫性和唯一性。同样，有限性也规定了“当下”的乌托邦含义，而是指向时间之流中无穷无尽的意象和希望的一个通道。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批判所依托的存在论的根据曾是它在“文革”后的中国获得广泛影响的因素之一。而“存在与时间”的问题在商品化和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又一次被“悬置“起来，被“遮蔽”的不仅仅是存在论意义上的“体验”和“艺术”，同时也包括作为一种“希望的哲学”——马克思主义。

不过若是仅仅停留在“存在论”或“诗”的层面上，就难以触及到詹明信理论思维的内在核心，即其根本的、强烈的政治性。在彬彬有礼的西方中产阶级学院精英中间，谈论理论的政治性就像司汤达所说的“在音乐会上放枪”。但以历史真理为终极目标的理论活动无法避免理论话语和意识形态、阶级立场、生产方式的关系问题。在知识生产内部、意识形态维度的引入必然导致谁取代谁、谁克服谁、谁代表过去、谁代表未来这样的竞争性、辩论性话题。这里的仲裁者不是武断的历史决定论，而是“谁把自己的意识形态立场推到了极致“这样的问题。也就是说，詹明信的理论针对了其他的所有立场，但他认为，其他立场都是有限的、暂时的，是意识形态的，虽然他自己寻求的那个历史的真理，最终也是一种意识形态，也是以一种主观去克服其他主观，但他认为，这种意识形态必然是完成了某种更高层次的超越，从而为一种历史真理的明晰化做好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