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薄的海权观念与消极的治台政策

□何瑜

近代列强对台湾的觊觎

早在鸦片战争以前，英国商船便一再行抵台湾鹿耳门和鸡笼（即基隆）等地，私售鸦片，潜易樟脑。鸦片战争爆发后，1841年、1842年，英军在大举进攻中国东南沿海的同时，曾三次派遣武装船只进犯台湾，但均被守军“设计歼擒”，先后杀死入侵者数十人，生擒百数十人，缴获大炮多门。连遭败绩的道光帝闻讯，欣喜异常，诏命台湾道姚莹、总兵达洪阿等人将英俘“除夷头目暂行禁锢，候旨办理外，其余各逆夷，均著即行正法，以抒积忿而快人心”。但中英《南京条约》签定后，英国公使璞鼎查却无理提出，被俘英军均系“遭风难民”，镇道贪功妄杀，要求清政府将达、姚二人“去官正法”。余悸犹存的清朝统治者在“民困财匮，将怯兵疲”的情况下，既担心节外生枝，“以败抚局”，又害怕开罪洋人，“变生肘腋”。于是明知台湾镇道“有功无过”，亦将达、姚二人解京讯问。清廷这种“袒夷抑民”，不惜制造冤案以维护东南大局的做法，完全暴露了清政府的软弱无能。

中英《南京条约》的签定，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但西方列强并未因此满足，他们贪婪的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过富饶的台湾岛。1848年，一名英国海军军官窜至鸡笼，“查勘煤层，归报其国”。其后，英使文翰正式照会两广总督徐广缙和闽浙总督刘韵珂，提出合采鸡笼煤矿的无理要求，遭到徐、刘二人的拒绝。打着“利益均沾”旗号的美国殖民者早想取得一个侵略中国的据点。1849年6月，美国人亦驾船到鸡笼，勘察此地煤矿。1853年，在华美商奈益致书美国传教士伯驾，主张占有台湾的东部或南部。不久，升为驻华公使的伯驾即大肆鼓吹这项侵略计划，并上书美国政府尽快采取行动。此后，美国东方舰队司令柏理又亲带两艘军舰至鸡笼，调查煤炭资源并测绘水陆地图，力主美国“占领台湾”。

面对欲壑难填的侵略者，清廷既不敢用兵峻拒，致生外衅，又深恐洋人入台，内外勾结，后患不堪设想。因此屡谕福建地方官员，“以成约内一通商五口本无台湾地方，断难允准”为由，绝其妄念。同时，命地方官员仿效广州人民反入城斗争的先例，采取“以民制夷”的策略，即所谓“密约绅耆居民，公同出阻”，“使该夷恍然于煤炭之未得采购，实由民自为禁，并非官与作难”。但这种“辑民攘夷”之策，并不能抑制侵略者的野心，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俄、美四国，联合胁迫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而新辟的十处通商口岸中，台湾一岛就占有两处（安平、淡水），后又增加打狗（今高雄）、鸡笼两港。从此，西方列强不仅打开台湾门户，而且很快控制了台湾的海关和重要的进出口贸易。

清廷欲阻列强于岛外的希望破灭后，接着又多方戒备，以防英、美染指台湾土著地区。1867年3月，美国商船罗妹号航经凤山县境七星岩时触礁沉没，船长以下14人在琅峤登陆后，被当地土著民杀害，仅一人逃脱。美国驻厦门领事李仙得和驻京公使蒲安臣闻讯后，不等台湾镇道查办，便直接调遣军舰直抵琅峤，企图用武力征服，结果失败而归，副舰长马凯基和士兵数名当场殒命。清廷得知此案后，唯恐美军侵入后山，“台地动多牵掣”，于是严命闽浙总督吴棠、福建巡抚李福泰一面“设法调停，免滋事端，并告以生番虽非法律能绳，其地究系中国地面，与该国领事等辩论，仍不可露出非中国版图之说，以致洋人生心。”一面转饬台湾镇道，“迅速购觅熟番，相机办结，不得任令颟顸支饰，庶美国无所藉口，而别衅亦可不生”。但李仙得等人仍借机深入番地，打开了美国与台湾南部土著部落直接交往的途径，为后来日本侵台留下了隐患。

继美人侵扰琅峤之后，又有德、英商人谋占苏澳之事。1868年5月，德商美利士与英商荷恩相互勾结，带人闯入后山大南澳，建堡伐木，私贩军火，为所欲为。清噶玛兰通判丁承禧派人劝阻无效后，转请清政府向英、德两国公使交涉。但美利士等人非但不停止活动，反而扩大侵垦范围，并运来大量火药，“偷济生番”。清廷闻讯，生怕洋人“交结生番，恐生后患”。于是多次照会英、德两国，在清方反复的争辩之下，英、德商人才被迫撤出大南澳。

台湾社会的转型与不变的治台政策

到十九世纪中叶，清领台湾已逾一百六十余年，与清前期相比，台湾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清前期的移民后裔逐渐转化为土著居民，近代台湾已形成定居的社会，其农业、工商业，以及城镇建设等各方面，均有很大的发展。尤其是开埠之后，随着外国商品的大量涌入，和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台湾又日益沦为欧美列强倾销剩余商品的市场，和掠夺农产品原料的基地。与此同时，台湾社会的经济结构也出现了历史性的巨变。

先是，台湾经济以生产稻米、蔗糖等农产品为主，主要是销往大陆市场，而台湾所需之布帛及各种生活用品，则主要靠大陆供给，形成两岸经贸互补、唇齿相依的关系。但开港后，台湾的茶叶、樟脑等经济作物，被外商大量收购，于是台农纷纷放弃稻谷而改种各种经济作物。结果，原来“东南米仓”的台湾变为粮食依赖进口，原来靠大陆供给的布匹等生活用品，亦被洋布、洋货等舶来品所挤占，两岸互补的经贸关系完全被打破。

近代台湾进口的洋货，主要有鸦片、棉织品、金属及各种杂货等，而其中又以鸦片为主。据统计，自1868年至1874年间，台湾进口的鸦片，占当时台湾进口洋货总值的80%以上，也就是说，当时台胞辛苦换来的外汇，大部分被用于进口鸦片。西方列强疯狂的鸦片贸易，不仅毒害了广大台民的身心健康，使岛上白银大量外流，台民生活困苦不堪，同时也激起台湾社会的诸多矛盾，导致各种械斗迭起，社会动荡不安。

面对动荡不宁的台湾和列强贪婪的觊觎，清廷一方面自顾不暇，一方面治台政策严重失误。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以海防建设为中心，以练兵、育才、购置和仿造西洋船炮、枪械为主要内容的洋务运动，几乎遍及东南诸省，但悬海要区的台湾一地，不仅没有丝毫涉及，而且“以防台而治台”的治台政策几乎没有改变。在内忧外患之中，为维护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腐败的清朝统治者在强化镇压台湾反清运动的同时，对洋人则步步退让，唯恐台地有变，牵连整个东南大局。

据统计，从鸦片战争爆发到日本侵台（1840——1874）的35年中，台湾共发生带有反清性质的起义14次，每次均遭到清政府的残酷镇压。其中1850年太平天国大起义爆发后，“风潮震动，远被台湾”，漳厦沿海与台湾各地纷纷揭竿而起，遥相呼应。1853年5月，闽南天地会黄位、黄德美等人率众反清，连克海澄、漳州等地，台湾李石、林恭诸人群起响应，“兵燹经年，全台震动”，最后遭到清军和地方团练的血腥镇压。太平天国后期，1862年4月，台湾又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戴潮春起义，一时义军陷彰化，围嘉义，攻鹿港，众约20万，杀死清兵备道孔昭慈，并设官置守，遵用明制。其时，太平军正逼近闽疆，福州方面军务甚急，但清廷恐台湾失守，仍先后调派水陆提督林文察等率军渡海镇压。1864年7月，清军陷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后，以侍王李世贤为首的10余万太平军，经皖南、赣东入福建，攻占漳州，清总兵禄魁、巡道徐晓峰死之，八闽震动。清廷深恐太平军东渡台湾，急谕闽浙总督左宗棠等人，“严饬官军，扼其入海之路”，“于海口要隘，妥筹防范，毋令阑入台地”，企图把太平军消灭在漳州一地。

与此同时，清廷对台湾的开发仍持消极态度，继续推行“宁为番窟，不为贼薮”的反动政策。先是，台湾地方多次提出，岛上旷土甚多，应许开垦，但均被“援例奏禁。”1846年11月，因埔里社等番目要求内附，闽浙总督刘韵珂复言其事，详列开垦内山之利。疏上，命大学士军机大臣议奏，不可。其后，刘韵珂渡台履勘，再次恳请，“大学士穆彰阿仍执不可，奏请遵例封禁”。直到1848年，巡道徐宗干以水沙连六社番目群至道署，环恳内附，拳拳不忍去，上书总督请援乾隆朝之例，先设屯丁，以便管理。这样，埔里社等地开垦之事，才没有被完全废止。

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874年日本侵台，其间三十余载，中国东南海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昧于世界大势、海权意识淡薄的清政府，始终没有重视台湾、开发台湾。直到同治十三年，日本借口牡丹社事件大举进攻台湾，清廷才如梦方醒，最后彻底改变治台政策，积极开发台湾，将台防与海防真正结为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