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今600年前，当整个欧洲还沉睡于中世纪的氤氲之际，在遥远的东方，中国明王朝的鼎盛时期，从永乐三年至宣德六年（1405—1433）的28年间，有一支庞大的远洋船队，以无所匹敌的阵容，浩浩荡荡，先后七次，航行于从中国海至印度洋并数次远达东非海岸浩瀚无垠的辽阔海域，问鼎蔚蓝而沉静的海洋。这就是郑和将军和他率领的中国明朝皇家远征军船队。它在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和世界航海史上留下了辉煌的篇章。

　　可是从此以后，中国人的远洋航海事业就不可思议地嘎然而止，中国社会日渐封闭保守，中华民族丧失了与世界文化相互激荡和融入世界发展大潮的第一次历史机遇，在西方列强的迅速崛起和强烈进击下，走入无可奈何花落去的风雨飘摇之秋。

　　在郑和下西洋600年之际，我们回首遥看这一段历史，感觉它像一颗闪耀着灿烂光芒的流星，划过中国封建社会的漫漫长夜。

　　一

　　明朝的洪武、永乐、洪熙、宣德之际，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又一鼎盛时期。开国大帝朱元璋采取了一系列“安养生息”恢复生产的措施，使明朝初年出现了一派兴盛景象。明成祖朱棣延续了这一治国方针，使社会经济的发展达到了明朝的极盛时期。

　　垦田数量大为增长。据文献记载，洪武元年（1386年）至十三年，开垦土地180万顷，到洪武二十六年（1396年）时，翻了数倍，激增至 8，507，623顷。

　　手工业得到很大发展。洪武年间，全国共有匠户232，089名。具有资本主义萌芽因素的矿冶、纺织、陶瓷、造船、造纸和印刷等，都有较大的发展。在桑棉产区，丝织和棉纺成为农民主要的副业，松江的棉纺织产品畅销全国，“衣被天下”。陶瓷业形成了 大规模的手工工场，景德镇作为全国的瓷器生产中心—一拥有官窑、民窑三千多所，年产品种繁多的精美瓷器数以百万计。

　　商业方面，明成祖迁都北京以后，新开济宁至临清的会通河，又引汶水、泗水，使运河南北通航，沿岸城市商贩聚集，商业贸易日趋繁荣。太仓刘家港连接江海，是当时重要的贸易口岸，有 “六国码头”之誉。每年春夏二季，“万艘如云，毕集于海滨”。海外贸易十分繁荣。“九夷百番，进贡方物，道途相属，方舟大船，次第来舶”。

　　在对外关系上，明朝初年，采取以优厚的物质待遇招徕远方国家归顺的做法。明成祖朱棣“锐意通四夷”，在此基础上实行“宣德化而柔远人”的更为积极的对外政策。

　　在航海的技术条件方面，明代中国的造船业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在全国各地设有多家造船厂，而以位于南京龙湾的龙江船厂规模最大，能造载重千吨以上性能良好的远洋巨舶。海洋的知识也有相当的积累。唐以后，由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中国航海家的活动范围，已扩大到南洋、印度洋沿岸地区。中国人已经掌握了借助于海洋信风的航行技术。宋元以后，指南针应用于航海， 并从罗盘定向发展到罗盘定位，提高了航行的安全系数。

　　以上所述，构成了郑和下西洋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背景。郑和船队以明初30年奠定的丰厚物质基础为支撑，以明初延续的对外关系方针为指针，凭借中国先进的造船和航海技术，完成了七下西洋的历史壮举。其航海船舶数量之多，船舶吨位以及船队规模之大，航海人员之众，组织配备之严，航程之远，影响之巨，堪称举世无双。

　　郑和下西洋的历史作用，至少有如下三点：

　　一是将发端于西汉的协调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封贡体系”发挥到极至，从而为当时东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作出了贡献，史学界称之为东亚秩序。在这样一种体系中，中国皇帝高高在上，并负有维持周边国家正当秩序的职责，而藩属国则必须向中国皇帝表示臣服、按时“进贡”及请求册封其国王等。朱元璋开国初期，海外入贡藩属国约17个。声势浩大的郑和远航活动进一步提高了中国在东南亚的威望，使融入中国封贡体系的海外藩属国达63个。

　　二是促进了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加快了当时较为落后的东南亚各国的社会发展进程。郑和船队带去了中国高度发达的文明，对南洋的开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随郑和船队出口了大量的中国物品，主要是手工业品，如丝织品、瓷器、铁器、铜器等等，很受东南亚各国欢迎。郑和下西洋以后的200年中，移居南洋的华侨数量剧增。大批华侨将高度发达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带到南洋各地；随之而来的海外贸易的发展，又将中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物质产品源源不断地输入南洋。中国也从各国引进了大量的金属、香料、木材、药材、珍稀植物等物资。

　　法国学者弗朗索瓦·德勃雷对郑和下西洋在发展亚非国际贸易上获得的巨大成就，给予较高的评价：“郑和的七十艘宝船载着三万余人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海上远征，这次远征将使中央帝国向外部世界开放。中国的商业获得巨大的发展，强迫当地人纳贡和皇帝赏赐的制度变成持久和均衡的贸易往来。正是在这一时期，印度的港口开始巨大的繁荣。”

　　三是展示了中国先进的航海设施和技术，增进了中国人的海洋知识和对海外各国的了解。郑和下西洋在时间上比哥伦布1492年到达美洲早87年；比1497年达·伽马到达印度加里库特早92年；比麦哲伦1519年开始环球航行早114年。令欧洲人乃至世界震惊的，是郑和下西洋的庞大规模。美国著名历史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写道：“这些探险队的规模和成就之大令人吃惊。第一支探险队由62艘船组成，共载 28，000人。……一般的船宽 150尺，长 370尺，但是最大的船宽 180尺，长 444尺。它们与哥伦布的小旗舰——宽25尺、长120尺的‘圣马利亚号’相比，是名符其实的浮动宫殿，而‘圣马利亚号’比哥伦布的另外两艘船‘平塔号’和‘尼娜号’要大一倍。”以如此庞大的船队和遥远的航程，可想而知，其编队技术、通讯联络、航行技术之先进。

　　对于中国船队在沟通亚非航线方面作出的贡献，斯塔夫里阿诺斯又写道：“它们绕东南亚航行到印度；有些船继续西航达亚丁和波斯湾口；而个别船则驶入非洲东岸的一些港口。我们应该记得，在这期间，葡萄牙人只是刚刚开始沿非洲海岸探寻航路，直到1445年才抵达佛得角。”

　　郑和下西洋大大丰富了中国人的地理知识。在船队中担任幕僚、通译的费信、马欢、巩珍所著《星槎胜览》、《瀛涯胜览》、《西洋番国志》等书中，共出现亚非地名约300个，许多是首次在中国出现。书中对沿途各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民情风俗作了详细介绍。《郑和航海图》不仅具有很高的使用价值，而且是近代西方地理学流传以前最精确的一幅亚非地图。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在他的煌煌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对其精确性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称之为“一幅真正的航海图。”

　　二

　　以中国当时如此强大的海上军事实力和经济后盾，若要称霸海洋，应当是无可置疑的。可是后来整个事态的发展却与此截然相反。在郑和七下西洋之后的突然中止，成为令后人费解的千古之谜。此后的几个世纪，中国在此消彼长的全球变局中日渐走向封闭和衰弱，而一个雄心勃勃、充满着新生活力的欧洲却以不可阻挡之势迅速崛起，占尽了先机。

　　海外中国史学者黄仁宇对这段历史曾作如下评述：“明朝自宣宗以后，很少皇帝能专注于国事，朝廷的作为主要操在官僚手中，而皇帝则被赋予浓厚的神秘性格，仲裁百官间的争执，强迫性地执行开明专制。当时的士绅官僚，习于一切维持原状，而在这种永恒不变的环境中，形成注重内思的宇宙观，使今人看来，晚明时期显得停滞而无生气。”

　　明朝著名的清官、时任户部主事的海瑞愤慨于朝政的腐败，于嘉靖四十五年（1566）冒死上疏，疏中说：“陛下谬谓长生可得，一意修玄，竭民脂膏，滥兴土木，二十余年不视朝，法纪弛矣。……吏贪官横，民不聊生，水旱无时，盗贼滋炽。如今百姓在说：‘嘉者，家也；靖者，尽也’。”

　　而另一位长寿的皇帝、在位48年的明神宗朱翊钧，在21岁的时候，就开始营建他的陵墓——这座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地下宫殿——定陵，每天役使军匠、民工多达三万余人，共耗费白银八百余万两，相当于万历初年两年的全国赋税收入，约折合当时一千万贫苦农民一年的口粮！

　　阉党和佞臣的专权是明朝政治的一大特色。他们与昏庸的君主呈因果轮回之势，层出不穷。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大奸臣严嵩和大特务太监魏忠贤都出自明朝。

　　政治黑暗和边防废弛带来的是内忧外患和风雨飘摇。从明朝中叶起，各地农民起义、矿工起义、流民起义、以及反抗矿监税使的城市民变风起云涌，预示着明朝社会内部各种矛盾之积聚发展，最终暴发了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明末农民大起义。公元1619年4月，发生了一件富有象征意义的事件，明朝10万大军在今日东北被日后庙号称清太祖的努尔哈赤击破，后者最多不过率兵6万，却胆敢以骑兵向拥有火器的明军冲锋。大明朝就在这种两面夹击中走到了尽头。

　　而在西方，人们看到的却是一幅若干民族君主国家在海上冒险事业中逐鹿争雄的截然不同的逼人画卷。

　　被称为地理大发现的欧洲人的海上冒险活动拉开了西方人大规模殖民征伐时代的序幕。一批职业冒险家，撕下了温情脉脉的道德面纱，在赤裸裸的利益趋动之下，开始了全球性的侵占和殖民活动。他们虽然代表着文明进步的方向，却以杀人越货的海盗行径和炮舰屠杀的野蛮方式，完成了对世界的第一次瓜分。西班牙在美洲大陆建立起欧洲第一个殖民帝国；而葡萄牙则在非洲和亚洲包括中国的澳门确立起自己的势力范围。

　　以全球化的宽阔视野观察公元1500年前后这一段变故，它实际上是人类自身历史的一个重大转折。马克思在论述这一转折时精辟地指出：“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的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海洋优势的确立使得欧洲人获得了有如中世纪草原游牧民族一般强大的机动性。地理大发现的重要历史地位在于其背后深刻的政治、经济、文化动因及其对由此而来的商业革命、工业革命的深远影响。而对于中国来说，则意味着漫长的封建制度开始走向没落，中国丧失了全球化发展的第一次历史机遇。

　　三

　　“历史的用处就是要对当前有所帮助”。

　　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曾经有过多次兴盛而开放的年代，除永乐前后的明代，之前有汉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之后还有清朝的康乾盛世。但自唐以后，这样的兴盛和开放常常是脆弱而短暂的，它取决于国力的是否强大和君主是否开明有为，也极易受到外来因素的侵扰，比如异族的入侵。其实际的常态是，总体上封闭中也不乏开放的时段和方面，表面上的开放背后深藏内在的封闭。

　　海外中国研究学者、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教授刘子健认为，这种文化上的内省性发端于12世纪的早期。在绵延不断的战乱和动荡中，政治凌驾于经济、文化之上，专制皇权膨胀为绝对独裁，一些倾向保守的知识分子转向儒学，以道德重建为救亡图存之道，形成了被官方树立为国家正统、影响后世近千年之久的程朱“理学”。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古代亚细亚生产方式时指出：“这种自给自足的公社，不断以同一形式再生产出来，……社会基本经济要素的结构，在政治风云的浪潮中，总是原样不动。”王亚南在研究中国专制官僚体制与中国社会长期停滞的关系时，引用马克思的这一段话，并进一步指出：“政治变动未改变社会基本经济要素的结构，固然同那种结构的顽强性有关，同时也由于当时的政治无论在变动以前，或在变动以后，有时甚至在变动当中，都在设法加强那种结构的顽强性。”这种政治和文化上的封闭保守造成了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妄自尊大的倾向，抑制了经济社会自由进化的成长空间。

　　在上述特定的经济、政治、文化条件下，发生于16世纪前后以来东西方历史的大逆转实属不可避免。

　　中国封建时代的开放，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国家垄断的开放。郑和船队动辄数万人，上百艘船，实足一个移动的海上宫殿，如此庞大之师，耗费的人力物力可想而知，却并不为了经济上扩张的目的。重农抑商的政策，从根本上扼杀着民间的积极性创造性，其目的都是为了保持和维护其大一统和低水平平衡的格局。

　　当中国这些非凡的远航探险由于皇帝的一纸命令而突然停止时，欧洲却拥有了“一个强大的推动力——一个牟利的欲望和机会，一个使牟利得以实现的社会和体制结构”，包括“宗教动力、思想骚动、经济活力、技术进步和有效地动员人力物力的民族君主国”等。商人的利益及其海外冒险事业得到了王室的支持。两者之间存在着如下交易关系：王室给冒险家们以委任和授权甚至一定的资助，而他们必须将所有掠夺来的金银等贵金属运至官署加盖戳记，登记自己的所有权，并按五分之一的比率纳税。正是这种截然不同的政策导致16世纪以后东西方历史的大逆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