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这几句话，至少对汉武帝刘彻和唐太宗李世民来说是有些冤枉的，他们并非只会马上取天下，这两人都雅好文艺，汉赋、唐诗，可以说正是在他们的提倡和带动下繁荣起来的。李世民留下了诗作一卷69首，这些诗即便不是皇帝所做，也算得中规中矩的合格之作。

　　李世民大概是中国古代在皇帝岗位上工作最出色的人了。作为一国之君，他素质全面，武功、政绩自不必说，在文艺方面也有相当的兴趣和造诣，《全唐诗》小传称他“天文秀发，沉丽高朗，有唐三百年风雅之盛，帝实有以启之”，这当然有点夸饰，但与事实相比，还不算离谱。做秦王时，他就在府中开设了文学馆，召名儒十八人为学士。做了皇帝之后，又设置弘文馆，让学士们轮番值班，办公之余就探讨学问、吟诗作文，现存的那一卷诗，远不是他的全部作品。他在书法上也下过工夫，传说他弄到王羲之的《兰亭集序》真迹之后，爱如拱璧，在戎马倥偬的年代也从不离身。

　　他写《帝京篇》组诗，自序说“予以万几之暇，游息艺文”，表明自己只是业余写作，自觉地和热衷于文艺活动却把国家搞垮的陈后主、隋炀帝这些人划清界限，声明自己写诗是为了“明雅志”，而不是像陈叔宝、杨广那样流连于奢侈靡丽、醇酒妇人。他是个好皇帝，所以得时刻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注意不在诗文里落下把柄，但如此一来，写作题材很受限制，除了表达政治抱负、忧国爱民情怀，就只能一本正经写写风景、静物。

　　梁陈以后流行一种宫体诗，专门描写宫廷生活和男女私情，虽然格调有点儿不高，但形式华美、音调柔婉，对作者和读者都很有吸引力。好皇帝毕竟也是皇帝，唐太宗生活在宫廷之中，渐渐地就不满足于只在诗歌里“明雅志”了，对宫体诗也跃跃欲试。有一天他找来文学侍臣虞世南，假装漫不经心地说：“我写了首艳体诗，玩玩而已，不当真的，你来唱和一下吧。”

　　虞世南是由隋入唐的名臣，他早年曾得到宫体诗高手徐陵的称赏，在隋炀帝时也曾奉命写过这一类东西，但这种写作路数与他沉静好学的性情显然不合，所以入唐之后，他就收手不做，成为集德行、忠直、博学、文词、书法于一身的当代名臣、道德模范。他看完唐太宗的宫体诗，恭恭敬敬地递回去说：“皇上的诗做得真好，不过请恕我斗胆直言，内容可有点儿不够雅正，俗话说‘上有所好，下必有甚’，这样的诗一传出去，只怕天下人都要争相效仿，后果不堪设想。我绝不敢奉诏，也请您今后不要再下这种命令了。”

　　正在兴头上被浇了一瓢凉水，李世民不免扫兴，赶紧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下，笑笑说：“其实我也只是试探试探你罢了！我是一国之君，哪能把心思花在写这种东西上头呢？”又下令赐给虞世南五十匹绢。从此之后，他就不再尝试写宫体诗了。

　　后来有一天，李世民写成一首讲述历史兴亡的的诗，自己觉得还不错，想找个人讨论一下，才想起来虞世南已经死了，他叹口气对左右说：“钟子期死，伯牙不复鼓琴——我现在的心情就是这样啊！这首诗还能拿给谁去欣赏呢？”于是命令另一个文学侍臣褚遂良把诗稿拿去，在虞世南灵前焚化。

　　李世民最好的一首诗，大概是有格言诗风味的《赐萧》：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

　　勇夫安识义，智者必怀仁。

　　这诗写得刚健有力，明白如话。但他的大部分诗并不是这样。后世的评论家说，唐太宗的诗主要还是沿袭陈隋遗风，这是不错的。他爱用些细碎而不免雷同的小巧意象，比如《秋日效庚信体》中“珠穿晓露丛”和《月晦》诗里“穿露晓珠呈”之类的句子，就诗艺而言，确实不大高明。《唐诗三百首》这样的通俗选本不选他的诗，明清易代之际，大思想家王船山编《唐诗评选》，倒是选了唐太宗好几首，还称赞他的《咏桃》诗为“绝代高唱”。但王船山的欣赏口味常常和普通读者不同，这首诗到底为什么是“绝代高唱”，看过他的评论仍然不容易弄懂。